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：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4倍左右，实现“内循环”会更容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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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近日举行的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“曲江论坛”上，CF40常务理事、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就如何实现内外“双循环”犀利发问——
第一个问题，如何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？
李若谷表示，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4倍左右，靠内需、消费或者说内循环推动经济增长可能就相对容易实现。
他强调，增加收入一定要增加就业，一定要增加分配。而要增加分配不能只提高工资和其他收入，必须要提高效率和效益。减员增效与需要增加的矛盾如何解决需要思考。考虑到现在民营企业基本上占中国就业的80%以上，要想增加就业，就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。
第二个问题，如何充分利用和参与国际市场？
李若谷分析认为，40多年来改革开放取得成果，一是国内的原因，二是过去40年我们充分利用和参与国际市场，抓住了全球化发展的机遇。国际市场现在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，怎么能利用好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融合发展，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。
第三个问题，如何处理好监管和发展之间的平衡？
“对企业、金融业的监管，我个人认为不是越严越好。”李若谷表示，监管和管理一定要适应现在的发展水平、人员结构、人员水平、机构水平等等，也就是“适度为好”。
如何实现内外“双循环”
文 | 李若谷
中央最近提出以内循环为主，国内国际循环双轮推动的发展构想。过去两年半，中国外部发展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，这是提出双循环构想的背景。我主要提出一些问题，供大家思考。
现在提出的内循环与过去十多年提出的“靠内需推动、靠消费拉动增长”之间有没有区别？区别是什么？
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，消费占中国GDP的比重一直在30%-40%之间徘徊，有些年份有35%左右，去年大概在40%左右，应该说增长比较缓慢。去年达到40%的水平，是因为消费增加了还是因为GDP总量下降了，这也需要考虑。
一般发达国家的消费占GDP比重大概为50%-70%，高的像美国占到70%，较低的欧洲国家是50%多。发展中国家消费占GDP比重基本在50%-60%，包括印度、巴西等。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现在是所有国家中最低的。
要扩大内需，形成内循环为主，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是否要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。从发达国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，美国是4万美元，欧洲在3-4万美元之间，约合人民币20万—30万。中国平均可支配收入是3万多人民币，城镇稍微高一些，是4万多元，农村只有1.6万多元，和西方的差距大概在8倍左右。当然，中国的人口是欧洲、美国的4倍，所以要达到发达国家消费在GDP中的比例，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达到他们的1/4就可以实现。
粗略估算一下，美国的人均消费大概4万多美元一年，欧洲也差不多，换算过来大约是20—30万人民币之间，除以4大约是6万元人民币左右。而中国的人均消费是2万多人民币，与美欧差10倍-15倍。
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要比现在的3万多提高4倍，也就是城镇要达到12万-13万、农村要达到6万-7万，如果能达到这个水平，靠内需、消费或者说内循环推动经济增长可能就相对容易实现。
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，包括工资收入、投资收入和其他收入的增长。增加收入一定要增加就业，一定要增加分配。现在分配占GDP的比例也是不高的。
要增加分配不能只提高工资和其他收入，必须要提高效率和效益。现在我国人口量非常大，劳动力也很多，减员增效是一个办法，但是另一方面又需要增加就业，所以存在矛盾。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现在民营企业基本上占中国就业的80%以上，国有企业大概占10%多。因此，要想增加就业，就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。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对民营企业发展，同时对国营企业和其他形式经济发展友好的体制和机制，是形成内循环为主的新格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亟待考虑的问题。
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，归结为哪些主要的原因？
一是国内的原因。坚强的、团结一致的党的领导，是我们内部能够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。坚持实事求是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不断地修改各种不合理的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，帮助我们处理好了发展、稳定、改革之间的关系。
二是过去40年我们充分利用和参与国际市场，抓住了全球化发展的机遇。未来还要不要利用国际市场？如果要利用国际市场，就考虑遵守国际市场通行的规则。
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，GDP总量从9万亿人民币增长到2019年的100万亿人民币。在没有加入WTO之前，我们的GDP增长也很快，但当时的基数比较小。1978年是3000多亿美元，到2000年增长到1万多亿。对比来看，加入WTO前的22年，GDP增长了4倍左右，加入WTO后在基数比较大的情况下，GDP在19年里增长了10倍。这是一个事实。
在中国实力比较弱的时候，全世界包括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注意力没那么高。现在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影响力非常大，国际市场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不会再忽视中国的一些做法。国际市场现在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，怎么利用好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融合发展，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。
我们经过了十余年的努力才加入WTO，但现在面临着WTO仲裁机制停摆、WTO总干事提前一年离位、WTO已经不能发挥正常作用等等新情况。如果美国执意要退出这个机制，对中国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？
WTO改革目前还没有提上国际社会的正式日程，将来如果改革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，这是个未知数。在加入WTO的20年里，我们享受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优惠，今后还会不会有也是要考虑的问题。
现在正在进行的中欧全面投资协议的谈判能不能达成？主要困难在哪些方面？如果达不成协议，欧洲有没有可能跟着美国一同对中国采取一些不利的举动？实际上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继续利用国际市场，以及要不要向国际法、国际规则靠拢的问题。
最后一个问题，关于监管的理念。
对企业、金融业的监管，我个人认为不是越严越好。监管和管理一定要适应现在的发展水平、人员结构、人员水平、机构水平等等，也就是“适度为好”。
过去有一些提法叫“零容忍”，这个提法值得商榷。要不要学会“放水养鱼”？打一个比方，我们为了修补生态环境，现在对捕鱼的网有要求，比如网眼不能太小，要把中小的鱼漏出去。如果是竭泽而渔，明年打什么鱼？
如何在监管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，怎么能够使监督和管理既适应风险控制的要求，又能促进企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壮大，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。
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一直到中期，我见了很多美国各个领域的学者、监管人员，他们一致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已经技术性破产，中国的金融风险是非常大的。但是在剥离了4万多亿不良资产以后，一下子就有6家中国的银行跻身全球十强，上升速度很快。
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风险控制，并且经常提醒其他国家注重风险问题的国家。这样一个十分强调风险的国家，为什么监管还会有这么大的漏洞，乃至于战后甚至10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在华尔街？我曾经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有过面对面的讨论。针对监管问题，格林斯潘的回答是“The less, the better”（越少越好）。到底什么样的监管才能够处理好发展和风险控制的关系？我想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供大家思考。